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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与文学

(专家引领)

中国文化与文学

徐兴无

语文教学中所讲的绝大部分都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。特别是讲到中国文学的作品,一个重要的视角,就是怎样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作品。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,文化是包含着文学的,文学是文化的一个现象。语文教学的精华,还是要讲出它的文化含义。什么叫文化含义?至少应该包括作品的社会背景、所承载的历史和作品的新意。这是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一个出发点。

第一,汉字传统

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传统蕴含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,它是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成就之一。中华民族没有发展出宗教,它的精神层面表现在哲学、思想和文学艺术。最高的是文学艺术,因为里边有审美。

我们的文化不是某一个神创造的,是自然演化人文。中国人把自然叫做天,人类叫做人。自然由无序的变为有序的,就叫天文。人类从没有文化、野蛮变成有文化,就叫人文。人模仿自然的秩序,最后就形成了人文,再把这种人文推广到没有人文的人群里面去,就叫化成天下。有了人文之后,还可以改变自然,就叫养育万物。

中国人的文化起源说,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像自然一样长出来的,不像西方是上帝创造的。西方的文学艺术,一开始是模仿,并且永远在模仿上帝创世纪的样子。中国人认为我们有能力写作,是因为自然首先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符号,比如说鹰的形象、鸟的足迹、云的文采、水的纹路……这些自然而然就成为我们创造出的符号。文化就是经纬天地,就是把宇宙和人都能够统一起来、组织起来。

汉字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建构工具,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重大创造。许慎的《<说文解字>叙》说“依类象形”,就是画画,依照自然的样子画一个符号,就叫“文”。其后“形声相益”,就像让一批符号结婚,生出新的符号来,这就叫“字”。 “文”是基本符号,“字”就是基本符号互相结婚后生出来的孩子,合起来叫“文字”。

中国文字的特点是“字”本身就有历史意识,它表达了一种对文明传承的文化意识。瑞典汉学家高本汉说:“中国的文字,是一种意义的符号,不是语音的记载。”每个文字的符号,都是语音的符号——表音。但中国的文字一开始没有走纯表音的路,也没有走纯表意的路。埃及的文字,就是纯表意,它不注音,没有巫师讲,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种文字最容易被权力垄断,它永远属于宗教的范围。还有就是拼音文字,是纯表音的。你不知道这个字母说的什么意思,但你可以把它读出来。中国文字走了一条折中的路,它既表意又表音。

中国文字本身就有文学性、艺术性。它在组成的时候,每一个字本身已经是一篇文章了。比如说,“木”加个“每”就是“梅”,既用“木”表示意思,又用“每”表示声音。这两个字放在一起,就像写一篇两个字的文章——“梅花”。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就叫“文言”,就是写文章开始。

汉字同时还追求审美。不管笔画多少,但占有的空间是一样的,这就是审美。形、音、义构成了中国文字的审美价值。不要以为审美仅仅在书法里面体现,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体现。比如“排比”,文字的句式很整齐,它不仅有音律美,还有视觉美。

汉字对中国文化的统一价值更大。汉字是按照“六书”的方法,慢慢造出来的。早期中国人因为文字很少,越到后来越不够用,我们现在能用的字,差不多到唐朝才完备。中国每到一个时代,就要统一文字。统一文字以后,语音怎么读不是问题,但字的书写、结构和语法都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2000多年前孔子说的话,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几乎没有障碍。汉字为统一中国的文字和文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,这就是汉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
汉字也将文学和艺术统一为一体。从文明的形成过程看,美术、音乐和语言比文字更早出现在野蛮时代。汉字在创造的时候,把文字出现以前的视觉、听觉和意义都用文字的方法保存下来。它提炼了形、音、义,每个字都包含了美术、音乐和文学,每个字都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艺术细胞。

诗、书、画的融合,是由汉字的基因决定的。诗是中国最好的文学样式。书法和绘画是中国两个视觉艺术,分别是表达抽象和具象的艺术形式,它们统一于文学。苏东坡说,“诗画本一律”。赵孟頫说,“须知书画本来同”。华裔美学家高友工说:“由于诗歌、书法艺术,是文人画、山水画的基础,诗与书法通过题署的方式与画的结合,就是理所当然的了”,还要加上篆刻。诗歌、书法、绘画、篆刻放在一起,中国人不会觉得这幅画上有很多涂鸦的、很难看,反而认为这是对画面做了一个更好的解释,我们能够更好的欣赏。

第二,历史意识

中国的诗歌和文章有很强烈的历史意识,里面如果没有历史,没有史学意识和历史积淀,就没有价值。或者说,一个好的作品,尽管他写的时候没有这个意识,解释者也一定要把要把它解释成这个意识。

孟子讲《诗经》就有历史意识, “王者之迹熄而诗亡”,诗歌是王道的历史记录和表现,王道消亡,诗歌就没有了。“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”,才有直接表现历史的著作出来。《诗经》并不直接表述历史,那个时代的人会从诗歌里面体验到历史,会通过人性情感去体验到历史。当乱世到来,人们不具备这种能力了,就只能用文章直接讲道理。《史记》里面记录了孔子讲史,“《关雎》之乱以为风始,《鹿鸣》为小雅始,《文王》为大雅始,《清庙》为”。《关雎》讲的是男女之情,是文王的婚礼;《鹿鸣》是文王出去找朋友,找志同道合的人;《文王》是文王率领天下,灭殷商而得天下;《清庙》是文王死了后,大家怀念他、歌颂他,讲的是周文王的奋斗史,是周朝兴起推翻商朝的历史。《毛诗序》把《诗经》按照历史把每一篇都排好,这也是历史意识。他们把大家歌颂太平盛世的诗,叫“正风”“正雅”;把怨恨、批判的诗,叫“变风”“变雅”。“正”“变”并不是批诗歌的“正”“变”,而是说历史和社会的“正”“变”。

文字也是这样。最早的散文是记事的,它没有叙事的欲望。在战国和秦统一中国之前,任何命令的下达,都是口耳相传。巫史只简单做一个记录,给天和神看,或者给天的儿子天子看。如果不解释,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到了春秋战国,社会崩溃,文字教育普及到民间,先秦诸子不断出现,文字开始叙事。《春秋》是古代史官的记录性的文字,有了《左传》,才知道发生了哪些事情。如《春秋》里边有一句话叫“晋灵公不君”,这个字能读得懂,意思也懂,但不知道空间发生了会么事。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把原因找了出来,说晋灵公用弹弓打人、把厨子肢解、派刺客杀大臣,读者读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不君。叙事开始了,新的文化道德秩序就建立起来。历史就不再是向天和死去的鬼神做的记录,而是向世俗社会提供人类的经验教训、道德价值。

文学的作用就是把记录的这个东西拿出来讲,即使不讲里面的价值判断,另人也能从里面获得价值判断。这才叫文学,这才叫叙事。在这一点上历史和文学是一样的。历史必须是理解过的、有意图的、向人们讲的事情,只不过它是通过再现历史的事情,来传达道德意图和历史意识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《史通》讲“夫史之称美者,以叙事为先。盖《左氏》为书,叙事之最”,说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叙事。小说和历史也没有区别,历史里面有很多虚构的东西,小说的手法和历史的叙事是一样的。只不过历史只能写发生了的事,小说既可以写发生过的事,也可以写没有发生过的事或可能发生的事。中国的小说是从历史发展出来的,叫“讲史”或者“志怪”;戏曲叫“传奇”,也是历史概念。

第三,社会意识

社会意识是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东西,就是在抒发个人情感时,也要引起社会的共鸣,升华为人类的情感。

中国人写诗,从来不大抒发个人的小我的情感,只有写词的时候才写这些。但他们在最后编文集的时候,都只收诗不收词。诗要表现的一定是大的情感——家国以及作为社会身份的个人的情感。即使里面有一些表现个人欲望和情感的诗,后人也要解释成里面有家国的情感。

中国不仅有诗人,还有说诗的人。说诗的人会影响以后的诗人,他不大敢有兴趣发挥个人的东西,都是发挥社会性的情感,因为文学有凝聚力。孔子说《诗经》,说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:“兴”,是感发个人的情感和思想、志向和心志,用理性的东西感发有历史、有文化积淀的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;“观”,是去了解社会;“群”,用《诗经》来感召人,形成对社会文化的认同;“怨”,是讽刺和批判。这里讲的都是社会意识。

中国的诗歌更多的跟音乐关系密切,散文更多的跟礼乐、礼法关系密切,其功能更多地体现在论道经世。诗和乐归于礼教,且更多的基于人类的情感;礼根植于法和政治、典章、道德以及历史文化传统。董仲舒说“诗道志,故长于质;礼制节,故长于文”。诗更多表现的是人本质的东西,礼就要讲各种各样的纹饰、礼仪和外在的东西。秦汉以前,中国的长篇散文是思想散文,诸子百家;还有是历史散文,《史记》《左传》。秦汉以后,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短篇散文。这些短篇的散文都是从各种行政文书和社会生活文书发展来的。那时的散文,一般是给什么什么人的信,或是游什么什么记,或是上什么什么书。这些文体,是在制度、典章、礼法里规定好了的。散文就是要在这些实用的文体里边变出文学的内涵,把“道”“义”等日常公理,放在不同文体里面表现出来。唐宋古文运动是古典文化的复兴,讲文章要“明道”。韩愈认为,要用日常应用文字把道传播出去。中国文学反对为文造情、追逐形式,要求切近人生、达于世事。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说的很好:“文学的种类是一个‘公共机构’,就像教会、大学或国家都是公共机构一样。一个人可以在现存的公共机构中工作和表现自己,可以创立一些新的机构,或尽可能与机构融洽相处,但不参加其政治组织或各种仪式;也可以加入某些机构,然后又去改造它们”。

苏东坡文集里边也有大量的东西是公文,但只有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理想,才会被收进来。说到整本书阅读,现在大家很少去找苏东坡、欧阳修的文集来读,但可能会找《荀子》《庄子》读,因为不认为这是整本书。其实,那是另一种更有意义的整本书。古时候人要学诗,先把李白、杜甫诗集读一遍。这说明在古人的脑子里,这些诗集文集就是后来的“诸子百家”,就是整本书。

第四,时代意识

时代意识就是“一代有一代之胜”。同样表达一个思想,文学作品和哲学、历史相比最大的不同,是它有自己的审美形式。这个审美形式分内在和外在,内在的比如题材、风格、思想,外在的比如格律、排比等。在外在的形式上,“一代有一代之胜”。

如果以中唐为划分,中唐以前是“古典时代”,这个时代是由经典铸造的。这个社会基本上是大家都遵守规范的等级社会,由经典、由制度、由教义来统帅的社会。柳宗元讲写古文要“本之书”“本之诗”……就是要参照先秦诸子来写文章。

从中唐到宋代以后,中国进入“近世化”时代。在中唐古文运动之前,佛教的平民化,引发了儒家的平民化。官僚大部分不是来自于大的贵族家庭,而是来自于平民考试,他们思想里面有大量的平民化思想,这种社会讲究世俗性、合理性和平民性。唐代以诗赋取士,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家越来越多。古文运动也使得古代的思想,通过平民化的方式得到了复兴。诗歌、小说也越来越通俗化、平民化。“宋明理学”就强调干什么事情都要合情合理,要讲道理,在此之前只讲礼、讲等级。

中国人有强烈的时代意识。中国人讲的复古,是把古代的意义,变成现代的意义,就是创新与发展。复兴的是意义,而不是形式。古人对古典文学的遗产十分推崇,对文学艺术的创新成果也很赞许。明代文人王思任说“一代之言,皆一代之精神所出”,清代焦循说“一代有一代之所胜”,王国维所提升为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,时代意识是我们在阅读中国文学时,要特别关注的一个视角。

(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博士生导师;

整理人:扬州大学附属中学  顾咏梅)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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